jinnian金年会官网在文学、绘画、戏曲、民俗等内容中，虎的形象无处不在，是艺术创作的重要元素。虎虎生威、虎头虎脑、龙行虎步等成语被人们口口相传，武松打虎、狐假虎威、三人成虎等谚语故事流传已久，在民间人们还有画虎辟邪、端午节佩戴“艾虎”等习俗。

　　老虎的形象并不都是凶猛，唐代名医孙思邈给老虎拔牙的故事就颇又人情味。古时，民间流传着孙思邈为虎医伤的故事，一天，孙思邈采药归来不久，忽听门外有惊天动地的叫声，抬头一看，一只斑斓猛虎正向这里冲来。孙思邈吓得几乎昏了过去，向旁边一闪，却见那猛虎来到门口不曾进屋，只在门外伏下身来，张着大嘴向屋里发出声。孙思邈看了一会儿，明白了。这虎来此没有伤人之意，看它那张着嘴、摇头的样子，肯定是口腔里有病。孙思邈便不害怕了，他来到门口，向虎嘴里一看，果然有一根长长的骨头卡在了虎的喉咙上。他顺手摸起身边一只串乡行医时用的铜铃套在胳膊上，把手伸进了虎口，一使劲，把那骨刺拔了下来，那虎疼得一合嘴，牙齿正好磕在铜制的串铃上，才没有伤着孙思邈的胳膊。所以，后来医生们都把串铃叫做“虎撑”。骨刺取出后，老虎就地向孙思邈磕了三下头，走进了山林。打那以后，看见孙思邈进山采药，那只老虎就来陪伴孙思邈，有时还让孙思邈骑在它身上。

　　文物中虎非常威猛，其形象大致可分为虎形器、虎纹、虎形附件三类。虎形器为整器作虎形，可分为抽象型和写实型。虎纹可分为“虎食人”纹、立虎纹与虎首纹三种类型。虎纹则通常采用浮雕、线刻技法，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晚期。虎形附件则可分为卧虎、立虎、虎首、爬虎、虎噬动物、顾首虎、团虎等多种形态。自商代以至战国，虎的形象多有变动，之后则逐渐稳定下来。

　　后母戊鼎 1939 年在安阳殷墟遗址出土，整体造型浑厚庄重，重 832.84 千克，是目前已知的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代表了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铸造水平。

　　鼎，代表着显赫、尊贵与威仪，是古代一种煮食物的器具，同时也是宗庙祭祀礼器。其基础纹饰为云雷纹，造型上有一对立耳，耳背刻有浮雕式鱼纹，而双耳外侧则刻有双虎噬人头图案。

　　商代青铜器经常出现一些神秘诡谲的纹饰，其中以“虎食人”纹最显恐怖。目前关于“虎食人”纹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一是沟通天地：鼎作为礼器，是沟通天地的器物，其上所刻纹饰也是这个目的。二是人牲制度：人牲，即以活人为祭品。虎作为灵兽，以虎食人代表了对神秘未知力量的供奉，这是奴隶社会巫风盛行和祭祀风俗下的产物。西周进入礼制社会后，“虎食人”纹也几乎销声匿迹。三是王权象征：目前所出现的镌刻有“虎食人”纹的器物为鼎、尊、钺、卣，都是高级礼器，在其他器物上极少出现，因此代表了严格的等级制度，是王权贵族的象征。

　　青铜鼎的外壁装饰有许多动物纹样：饕餮纹、牛头纹、夔纹和蝉纹，中心部分则保持素净光滑。饕餮这一神秘怪兽，是以虎、牛、羊等动物为原型，经过艺术化的抽象处理而成，它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的深深崇拜。

　　《周礼·考工记》记载：“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早在殷商时期，就已形成了“茅茨土阶”“四阿重屋”式的宫殿建筑风格，对中国建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驻足于兽面纹铜建筑饰件之前，不难想象殷商建筑的华贵精美。这件兽面纹青铜建筑饰件于郑州市小双桥遗址出土，高 19 厘米，横 18.8 厘米，纵 16.3 厘米，重 6 千克，是目前已知青铜质类器物使用于建筑物上的最早实物。整体俯视呈“凹”型，正面近正方形，上下两边均向内折，左右两侧面行四边形，中间有竖长方形方孔。

　　因为出土地附近发现有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所以推断应是镶嵌于建筑物上的构件，故命名为“兽面纹青铜建筑构件”，它既是宫殿木梁前段的装饰，也是加固木梁的构件，显示出商王宫殿的奢华气派。

　　从纹饰来看，这件青铜饰件采用单层平雕手法，将虎兽纹刻于器物正面，两侧长方形孔周围纹饰近同，皆为龙虎搏象图。阴线勾勒主题框架的方式是商代早期青铜纹饰的主体表现形式，一般多采用较窄的纹饰带，像兽面纹这种大面积装饰很少见。装饰整体布局结构严谨、纹饰线条精致细腻，既有庄重之感，又不失威严之气。

　　伏鸟双尾青铜虎是目前现存最大的先秦青铜虎，故又被称为“青铜虎王”。在造型上，形似虎尊却又腹空无底，双尾垂卷，四肢作半卧纵跃之势，既憨态可掬，又不失威武勇猛。青铜器象征着尊贵，虎代表着威严，但是在虎的背部却停着一只小鸟，扬起脖颈，悠然自得，二者形成了“虎不惊鸟，鸟不惧虎”的反差，为其增添了许多想象空间。

　　虎身遍饰阴线刻卷云纹、云雷纹、变形鳞纹等，整体纹饰精细繁复，将虎的神性和人对虎的崇尚之情表现到极致，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其中云雷纹是青铜器上常见的纹饰，是云纹和雷纹的合称，基本特征就是以连续的“回”字形线条构成，用来烘托主体纹饰，盛行于商代和西周，随着青铜器的衰落而没落。《论衡》有记：“云雷在天，神于百物”。因此在古人的心目中，云雷纹是地位和神灵的象征，有绵延不绝和生生不息之意，表现了原始先民对自然的崇拜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商代，一个名叫“淮夷”的古老族群，生活在中国淮河流域，因与商王朝关系密切，因而青铜器制造也十分发达，他们怀着对族人的缅怀，将精心打造的青铜器作为随葬品尘封地下，但这些瑰宝并未如“淮夷”族人期盼的那样，在地底护佑灵魂，而是历经洪水泛滥、河道变迁，意外在河道现世，向我们彰显了三千多年前古人青铜技艺的高超。

　　龙虎纹青铜尊，因其重要的文化和工艺价值，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其复杂的纹饰在出土的青铜文物中也堪称精品，器身以龙虎纹为主，云雷纹为底纹，腹部有三组虎食人纹，以浮雕虎首为中心，左右双身，虎口含一人，纹饰风格明显受到了中原商文化的影响。

　　虎食人纹在商后期传播十分广泛，如后母戊鼎、妇好钺、三星堆遗址中的龙虎纹尊等，均有此纹。

　　这是一立姿青铜虎牌饰，呈行进的状态，虎尾下曳，尾尖翘卷，双耳竖立，张口露齿，昂首怒目，作咆哮状。一面微拱呈半浮躇状，光素无纹，另一面全身铸有勾云纹凹槽，槽内由方形绿松石镶嵌填充，在腿部的拱面有半环纽，可能是用来套穿绳线，以便于悬挂。

　　它是古人口中的“天马神驹”，似羊非羊，似鹿非鹿，头生双角，曲颈短尾，身有双翼。因盖内底部和腹内各有刻有两行铭文——“邓仲作宝尊彝”，因此也被称为邓仲牺尊。千年前，邓仲牺尊随着送嫁的队伍从邓国来到西周国都丰镐，成为远嫁之女思念父母、思念家乡之物。

　　铜牺尊周身纹饰华丽，可分为三层：第一层为细雷纹，第二层是以半浮雕方式镌刻的饕餮纹、夔龙纹和两腹的回顾式虎纹。第三层则是立体雕刻的卷尾龙、凤鸟和卷尾虎，代表了龙腾虎跃，凤鸣岐山的美好寓意。

　　铜牺尊中的虎形象结合采用了立体虎饰和半浮雕式虎纹，项背上的虎正在攀爬，突出了虎的速度与力量，同时对虎的基本形态加以夸张，将自然界中的虎转变为青铜器虎形装饰时，对虎的主要特征与属性予以加强，以凝练的手法展现虎的威猛有力。腹部的半浮雕式虎纹，将虎头的形态特点进行抽象，同时兼顾器物的造型，达到了和谐统一的效果。

　　2003 年，宝鸡眉县杨家村的五位农民，意外地打开了一座尘封 2700 年的西周窖藏，27 件国宝破土而出，其中一件便是格外引人注目的酒器—逨盉。这件器物刻有铭文 372 字，取代了墙盘（284 字）成为铭文字数第一的青铜盘，同时也是造型最为精美的一件青铜盉。

　　作为西周单氏家族第八代逨为祭祀皇高祖单公而做的一件礼器，逨盉的纹饰寄寓了诸多美好祝愿。器身呈扁圆形，由四个龙首支撑而起，两面以龙纹装饰，盖首为凤鸟，凤首高昂，盖子与器身连接处，是一只老虎，它歪着头呈攀爬状，悠闲自得却不失威严。

　　逨盉将威风凛凛的老虎、刚强雄健的龙与柔美仁善的凤巧妙融合，烘托出一种龙腾虎跃凤呈祥的美好画面。

　　在西周早期到春秋时期，虎形附件在器物中颇为常见，被誉为“青铜时期的绝唱”的莲鹤方壶就是典型代表。

　　莲鹤方壶，是春秋中期郑国国君盛酒或盛水之器物，是主人地位、财富和权力的象征。不仅纹饰细腻新颖，而且结构复杂，堪称春秋时期青铜工艺的典范之作。

　　壶身呈方形，轻灵奇巧的器身，装饰着浅浮雕式典雅华美的装饰图案，壶盖上盛开的莲花之中，有一只振翅欲飞的白鹤，栩栩如生。在器物底部，有两只形态生动的卷尾虎匍匐而卧，张嘴吐舌，憨态可掬，似乎在奋力承托起莲鹤方壶，颇有动态美感。

　　这一时期，同样采用虎形附件的文物还有很多，它们大多以虎作为底座支撑，以虎之威严庄重寄寓美好心愿，同时也提升器物的美感。

　　如云纹铜禁，其底座四角装饰了 12 个首饰高冠，昂首吐舌，挺胸凹腰，扬尾承器的虎形足承托器身。

　　蟠螭纹双耳莲盖壶，作为盛酒器，壶身平口外侈，带回首虎形双耳，颈部有对称的两对凸榫，体现了双耳与壶身的组合工艺。

　　同为盛酒器的还有一种叫匏壶，其壶盖为一只圆雕的鸷鸟形象，作为捉手，在鼓起的腹部，巧妙地设计了一只虎形鋬，虎的口中衔着一环，通过链条与壶盖的鸟尾相连，使得整个匏壶在视觉上和谐统一。

　　此外，还有一种造型独特的子仲姜盘。折沿典雅，浅腹轻盈，圈足则稳固地支撑着整个盘子。在圈足下有三只栩栩如生的猛虎作为支撑，它们立体而生动，身体侧面与圈足边缘紧密相连，仿佛正在奋力前行。

　　春秋时期，旧的礼制迅速崩溃，新的观念逐步形成。作为国之重器的青铜器也在开创一代新风，追求清新自由、轻松活泼的风格。各种生动灵巧的虎形附件，仿佛冲破了商周以来青铜世界的狰狞恐怖、神秘威严，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引向了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崭新时代。

　　在青铜器中，有一种重要的礼器叫匜。匜最早出现在西周中期，盛行于东周，是常与盘配合使用的一种水器。这件虎头提梁匜，出土于太原赵卿墓地，是春秋晚期人们行沃盥之礼的礼器。器身椭圆形、深腹，前有流，上有提梁，下有三足。流是咆哮的虎头状，瞪眼龇牙，狞厉威猛，连牙齿都清晰可见，清水就从它张开的大嘴中流出。

　　它的提梁通体是变形的卧虎造型，形态夸张，尾巴和后肢连着匜的口沿后部，脑袋和前肢连着口沿前部，身体被拉成了婀娜纤细的弧线，提握非常舒适方便。在虎头匜的尾部还有一只小虎，身体直立，后肢着地，尾巴翘起，前肢和脑袋顶着匜底，以保持稳定。

　　在赵卿墓出土的青铜器，流行用虎类的猛兽或鸷鸟类的猛禽做装饰，反映了赵简子在大变革、大动荡的春秋晚期，无论是在晋国的政治、外交或征战中，地位非同一般，同时也彰显出赵氏家族的尚武精神。

　　古语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说法，玉佩在古人的服饰和礼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件螭虎食人佩，玉原为青色，双面透雕。玉器中部雕刻着螭虎，双耳大眼，身躯卷曲成环，头部伏于人身上，好似正在吞噬人的腹部，玉佩两侧镂空雕刻两个带有飞翼的神人，神人与被吞噬的人物面部特征基本相同，表情都十分安详平静。

　　玉器上的虎食人纹样非常少见，为什么要在随身佩戴，代表美好品性的玉器上雕刻“虎食人”纹样，为什么被吃之人毫无惧色？这或许来自古人对自然的崇拜以及强权思想的顺从。猛虎代表了王的身份象征，它们高高在上的神情彰显的是王者精神，与面无表情的人首形成鲜明对比。自商代开始，装饰有狰狞兽纹的器具都是在显示强权思想，给民众灌输臣服王权就是顺应天意的观念。螭虎食人的纹饰除了这种恐吓与教化之意，还可能象征着逝者灵魂的升华，代表了人们对成仙成神的一种愿望，虎食人纹玉佩上的螭虎已经生出双翼，下半身开始“龙化”，因此这只虎已经有了神力，人们希望借助螭虎食人，自然、安详地变成天上的仙人。

　　2300 多年前，古人在野外看到猛虎捕猎的场景，惊叹于大自然的弱肉强食与生死较量，将其记录下来，做成了屏风底座。这件错金银铜虎吞噬鹿屏座是战国中山国最鼎盛时期的国王墓葬中出土的一件稀世珍宝。

　　器座的主体是一只凶猛的老虎，它双目炯炯有神，两耳竖直，后肢用力蹬地，前躯下踞，整个身体呈现出优雅的弧形，口中正在吞食一只柔弱的小鹿。老虎的它的右前爪因抓住小鹿而悬空，为了保持屏座良好的平衡性，巧妙地借助了鹿腿来支撑。在器座的正反面，虎鹿的皮毛斑纹都是用金银精心镶错而成，俗称错金银工艺。整个器物不仅展示了老虎和小鹿的动态和身躯结构，还通过精湛的工艺和巧妙的构思，增加了艺术效果。

　　作为家具构件，多以寓意吉祥为佳，这件屏座为什么要采用虎噬鹿这样的造型呢？首先虎噬动物纹样，是春秋战国时期常见的装饰纹样之一，代表了当时人们的一种审美意趣。另一方面这件屏座出土于河北平山县一带，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地，在日常的游牧狩猎中，人们熟知弱肉强食的生存规律，代表了日常生活的缩影。此外，中山国曾历经两次亡国，复国后经过顽强征战获得一席之地，虎噬鹿的造型，或许代表了中山国人逐鹿中原的雄心和顽强的民族情感。

　　这座彩绘漆木虎座鸟架鼓，也被称为虎座凤架悬鼓，是湖北省博物馆的“十大镇馆之宝”。它既是古楚国典型的漆木器乐器，也是一些祭祀、宴会等场合的礼仪用品，以展示主人的尊贵地位和雄厚财力，因此一般出土于高等级贵族墓中，目前仅见于战国时期的楚墓。

　　虎座鸟架鼓主要由两只背向踞坐的卧虎、两只引吭高歌的鸣凤和一面大鼓组成。在它身上也首次发现了六蛇缠绕的底座及小老虎抱鼓的造型。卧虎使用整木雕刻，凤的头颈、身和腿分别制作，然后用榫卯相接而成。虎座大而底平，使鼓的重心非常稳定，凤的细长双足插于虎背上，加上虎座的高度将鼓框升高，更利于击鼓。实用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展现了楚人高超的制乐技艺。

　　在器物底部，数条盘曲遒劲的龙蛇升腾在大地上，它是中原国家比较崇尚的图腾。中间的虎是楚人的近邻巴人的图腾，上面鸟也叫做凤，是楚人的图腾，所以这座虎座鸟架鼓也成为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体现。

　　这件错金铭文铜虎节出土于南越王墓，以青铜铸成扁平的老虎形状，虎呈蹲踞之势，虎口大张，虎尾弯曲成“8”字形，虎身错有 60 片金箔作为斑纹，虎节正面有错金铭文“王命命车驲（rì）”五字（命字下面两横代表重读标记），所以称它为错金铭文虎节。

　　春秋战国时期，除周王室以外，还有齐、秦、楚等数十个诸侯国，各国百姓只有凭借特定的信物才能通行，于是“节”应运而生，代表外交或驿传的信物、通行证节，按形状可分为：龙节、虎节、竹节等。

　　古人将虎视为“山兽之君”，即兽王。又因其凶猛，故被视为武勇果敢的象征，常常用来称誉军中勇猛善战的将士，或者将与军旅有关的事物器用以虎为名，例如将武将的营幕称为“虎帐”、“虎幄”，发兵或通行的信物称为“虎符”、“虎节”，遮护营垒的障碍物称“虎落”等。

　　《周礼》曾提到：“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金也”。战国时期，楚国铸造了“鄂君启金节”，分为舟节和车节两种，分别用于水陆两路运输货物。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件虎节，从文字、纹饰等方面看，与楚文化有渊源。它是迄今发现的唯一的错金铭文虎节。

　　自西汉中期开始，熏炉出现了代表时代风尚的特殊形制——博山炉。之所以称为博山，是因其仿照海上仙山“博山”而制。错金铜博山炉石目前考古发现的最古老的山峦形香炉之一，它巧妙地模仿了博山层峦叠嶂、云气环绕的形姿，顶部高而尖，表面有粗细不同的金线交织，历经千年，依旧光彩如初。作为失蜡法铸造工艺的杰作，它集艺术、工艺、历史于一体，堪称旷世奇珍。

　　错金铜博山炉主要分为三部分：炉座、炉盘和炉盖。炉座的圈足部分装饰着精美的错金卷云纹，炉盘上部和炉盖部分则巧妙地塑造出起伏的山峦，峻峭挺拔。炉盖上的山势部分采用了镂空设计，山峦间神兽出没，虎豹奔走，小猴在峦峰间蹲踞或在神兽身上嬉戏，猎人则肩扛弓弩巡猎或正追逐逃窜的野猪，二三小树点缀其间，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狩猎画面，仿佛将人们带入了远古的自然世界。

　　虎作为自然中常见的走兽，人们怕它、敬它，又推崇它，古人将线条粗硬的老虎，镌刻于日常所用的香炉，虎借烟云而跃然，云借虎势而生动。博山炉这种朦胧浪漫的意境，既是古代工匠对极致美的追求，更彰显了西汉人对生活的无限热爱。

　　贮贝器是一种滇国特有的青铜器，主要用来盛装货币——贝壳，通常为贵族所用。自西汉以来，这些贮贝器的盖子便是能工巧匠的“舞台”，他们从生活中获取灵感，将各种现实场景精心铸造其上——如庄严肃穆的祭祀、硝烟弥漫的战争、以及紧张刺激的狩猎等——生动反映了古滇人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彰显了滇王及贵族们的显赫权力。

　　牛和虎是贮贝器常用的题材，表达了滇族的智慧和对自然力量的崇拜。在古滇国，牛是财富的象征，因此贮贝器上多用牛为装饰：立牛，一牛，五牛，七牛乃至八牛。有牛的地方，虎亦随之，经常作为附件被镶在贮贝器的两侧，以其威严凶猛震慑四方，护佑家财，同时又作为把手，兼具实用与美观的功能。

　　西汉诅盟场面铜贮贝器在古滇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滇王及其贵族珍藏海贝和奇珍异宝的宝箱，更是他们展示权威与地位的象征。

　　西汉诅盟场面铜贮贝器整个布局以盖上的干栏式建筑为中心，形成梯级层次，所有的人物活动均围绕着这个有倒人字坡形屋顶的干栏式建筑展开，生动形象地记录了滇王杀祭诅礼场面。该贮贝器的外形呈优雅的筒形，腰部微微内收，两侧装饰有对称的虎形耳，底部则稳固地支撑着三只兽爪足。

　　这是一件造型独特的虎耳束腰筒形贮贝器，它的器盖直径与器身底径大致相等，使得器盖与器身能够紧密扣合，无一丝缝隙。在器身最细的腰线两侧，也各焊铸了一只猛虎，作为器耳。这两只猛虎均朝上，张开虎口，仿佛在嘶吼咆哮。其中一只虎尾巴向下伸展，贴在靠下器壁上，另一只虎的尾巴则向身体内卷缩，尾尖轻触中部略下的器壁。虎耳的流线型设计与束腰筒形器身的简约风格形成了互补，更显和谐。

　　这件贮贝器采用了独特的圆盖设计，上塑有八头姿态各异的牛，因此得名。整体造型为束腰圆筒形，器盖上精心铸有一头大牛和七头小牛，生动展现了牛群的和谐共生。腰部则设计了两只虎形耳，虎的形象威猛，眼神犀利，象征着滇族的勇敢与力量。这件贮贝器不仅是滇族青铜器的代表作，更是展现滇文化独特魅力的标志性器物。

　　当卢是古代马饰中极具装饰效果的组成部分，系于马头颅正当中，因“卢”通“颅”而得名。当卢出现于商朝，定型于商晚期，流行于周代，发展于秦汉。错金神兽纹铜当卢共4件，主体纹饰有白虎、凤鸟、凤形鸾鸟、交龙等，并辅以其他纹饰。

　　汉承秦制，天下一统，在精神文化领域也构建起一套延续千年的信仰体系，“四神”即为其一。海昏侯墓中错金神兽纹铜当卢，白虎虎首朝上对天咆哮，眼硕大冒金光，白虎的体型修长，呈现一种跳跃的姿态。

　　虎是“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中唯一未经艺术加工的现实动物。四兽融入了五行和方位，以不同颜色代表，西方白色为金，虎为西方之神由来已久，《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云“以白琥礼西方”。在汉代人的思想观念里，白虎具有辟邪驱鬼、禳灾去凶的能力。汉代铜镜曾有铭文记载了人们对于白虎的理解：“尚方御竟（镜）大毋伤，左龙右虎辟不详（祥）”、“左龙右虎掌亖彭（方），朱爵（雀）玄武顺阴阳”。在许多的汉代物品上都很容易发现白虎的存在，同时白虎在人们心中也有引领墓主人升天成仙的功能。

　　当卢纹饰饱含激情、富于想象，散发出强烈的神话气息，充满浪漫主义精神，充分体现了楚汉审美艺术的雄阔与豪迈，寄托着大汉王朝天子同庶民渴望永生与升仙的美好追求。

　　《史记·高祖本纪》中曾记载：“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殿前，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卮是一种古代盛酒器，玉卮即玉制的酒杯。产生于战国时期，但在目前已发现的汉墓中，玉卮数量稀少。朱雀踏虎衔环玉卮采用了透雕、浮雕、镂雕、平雕等多种技法，是汉代玉雕技术的集大成者，也是目前我国所发现同类器物中,雕工最精美、工艺最精湛、尺寸最大的一件。

　　这件玉卮由一块白玉琢制而成，其主体纹饰为一只朱雀、一只老虎和三个兽面。圆雕虎首眼睛突起，嘶吼的嘴巴露出满口獠牙，虎背部弓起细长似龙，绞索纹卷尾竖起，前足下一长卷翅对称平衡。

　　这是一件功能优雅又略带萌态的文物。在秦汉及更早时期，人们席地而坐，为避免由于起身与落座时，折卷席角和牵挂衣饰而影响仪态，出现了压住席子四角的席镇，虎形鎏金铜镇便是其中一种。老虎作卷卧状，昂首张口，脖颈戴装饰贝纹的项圈，身躯线刻斑驳，通体鎏金。

　　先秦时期，已有使用镇的文献记载，如《楚辞》中的“瑶席兮玉镇”，东汉王逸注“以白玉镇坐席也”等。春秋战国时期的席镇，更多是用青铜浇铸的，以半球形为主。

　　到了汉代，镇大多数采用盘卧的动物形状，仍旧保持半圆的轮廓，常见的动物形镇有虎、豹、熊、鹿、龟等，在已知的席镇中，虎镇所占比例最大。

　　北宋登封窑瓷瓶，是登封窑的代表器物之一，集中体现了登封窑橄榄瓶造型与珍珠地划花两大特点。2013 年它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名单。

　　瓷瓶表面有图案、花纹，主体为两只老虎。其中一虎回首站立，虎目圆睁，呈行走状。另一只猛虎则处于行走状态，龇牙翘尾。两只猛虎，体型矫捷凶猛，正搏斗于草丛之中。虎纹周围又衬以洞石和芭蕉纹，近底处有一圈双重莲瓣纹。其独特之处在于，装饰图案之外空白处戳印着一个个小圆圈，犹如洒落的珍珠，被称为“珍珠地划花”。

　　瓶身的主题纹饰采用的是划花和刻花两种工艺，十分简洁。虎身采用大圆圈形式表现其斑纹的色调，是借鉴了唐代的金银器风格。在化妆土和暗红底色的相互衬托下，构造出略带牙黄色的老虎色彩。

　　对于虎纹，不同时代有相同的信仰。宋代虎纹的特点主要体现在陶瓷器、青铜器等物品的装饰上，以生动有力的形象和凶猛异常的姿态著称。古代工匠们用唐代金银器的錾金技术，将老虎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生命力创造性地装饰在陶瓷瓶上，于威风勇猛中祈求平安祥和。

　　元朝随葬明器，因烧制的环境要求极为苛刻，难度甚于青花，因此传世作品极少。颈部书“大元至元戊寅元月壬寅吉置”，揭示了制作的年代，是罕见的有纪年的青花釉里红传世瓷器。釉里红四灵塔式盖罐受到藏传佛教佛的影响，盖顶为塔形状，塔内供一坐佛像，塔下贴塑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堆塑纹饰施红釉。

　　在中国各民族文化的碰撞激烈下，新的文化理念应运而生。佛教作为多民族之间最容易沟通的文化，成为了无形的桥梁。元朝的统治者及其子孙在宗教上得到过极大的情感满足，因此汉族的“四神”文化、宗教文化在元朝融会贯通，最终潜移默化地体现到了瓷器风格上。

　　玉执壶这种型制的玉壶在明代首次出现。明代玉执壶一般有盖，盖有钮，壶身前后有手柄和壶嘴。其造型多样，有细高形、矮方壶、近圆形、竹节式、八方式等，最常见的是扁圆宽腹形壶。

　　宝相花纹题诗执壶以整块玉琢成，壶柄爬伏一只螭虎，造型简约，突出主要线条，盖钮为寿星造型，流部缠绕灵芝，壶身浮雕宝相花卉，皆寓意长寿，并刻诗四句：“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为明代宫廷御用精品。

　　螭为无角的龙，又叫螭虎，在神话传说中为水神，是一种神兽。史书记载：初，汉高祖入关，得秦始皇蓝田玉玺，螭虎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高祖佩之，后代名曰传国玺。汉人崇尚螭虎，班固《封燕然山铭》中有“鹰扬之校，螭虎之士”。螭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神武、力量、权势、王者风范，到了明代，螭虎不再神秘、威严，已经演变成更具生活化、民俗化的吉祥纹饰。

　　时间变迁，朝代更替，虎的形象在器物中几经演变，却从未消逝。人们怀着对自然的崇敬、对力量的渴望、对生活的希望，把美好融入日常，去追寻可以永恒的文明延续。

　　战国 湖北省博物馆藏，盖面两边分别绘有象征东方的苍龙与象征西方的白虎形象。

　　战国 内蒙古博物馆藏，冠带左右两边靠近人耳部分，每条的两端分别作成卧虎，盘角羊和卧马的浮雕图案。

　　西汉 山西博物院藏，腹部饰上下两层浮雕动物纹，有虎、羊、骆驼、牛、猴和龙、凤等神异动物十余种。

　　十六国 前凉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中部一圈神兽纹饰，分别为龙、虎、豹等。神兽皆细腰长脊，昂首翘尾，作腾跃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