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岚德：亲密互助的合作伙伴将提升供应链稳定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国际经济运行及贸易均受到严重影响。其中，汽车汽车行业作为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产业之一，企业停工、进出口业务受阻、市场需求降低等不可避免的负面因素严重影响了汽车产业的发展。

　　但在华晨宝马和供应商的通力协作下，2月17日华晨宝马沈阳工厂顺利复产，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链恢复运转。就此网通社受华晨宝马邀请，于10月22日至23日前往沈阳，参加2020年华晨宝马供应商媒体走访活动。对于华晨宝马与供应商在疫情期间如何保证供应链网络的良性运转，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魏岚德博士向网通社介绍：“今年疫情期间，我们与供应商，尤其是武汉地区的供应商的良好协作巩固了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这样亲密、互助的合作伙伴关系将进一步提升供应链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记者：近年来，华晨宝马中国本土供应商网络在逐步扩大，与2018年相比，数量增幅超过10%。在这样的增长态势下，华晨宝马的中国本土一级供应商增长是不是远超其他地区？这些新增的供应商是否都是更加偏向新四化方向？

　　魏岚德：正如你所说，目前中国本土供应商的发展速度比其他地区要快，并且我们也致力于持续推动中国本土化进程。对于华晨宝马而言，我们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推出最好的产品，因此我们需要有最优秀的供应商，这也是我们大力发展本土供应商的重要动因之一。

　　华晨宝马只和最好的供应商合作，如果进口零部件有很强的质量优势，我们依然会选择进口供应商。但是由于中国生产技术水平的高质量发展，越来越多的优秀本土供应商有能力提供满足我们高质量需求的零部件。同时，华晨宝马也在大力支持本土供应商的自身发展，比如凌云工业。它所生产的铝合金电池下壳体技术非常复杂，在合作过程中，华晨宝马与凌云共同进行技术研发，解决生产难题。在这样的合作形式下，我们的中国本土供应商水平逐步提升，推动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对于新四化，我们也称之为A.C.E.S。其中自动驾驶，也就是智能网联车领域在中国发展速度很快，正致力于成为该领域最大的市场之一。在互联领域，中国已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比如5G技术的推出和应用。而电动化领域涉及到新能源车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车市场。同样，中国在共享服务领域的技术应用也是行业领先的，这些无一不印证了中国在新四化领域的高质量发展。

　　金年会app,

　　华晨宝马将会进一步推动在A.C.E.S.领域的发展，我们已经开展与腾讯等高新科技企业的战略性合作。未来，华晨宝马将会以更加丰富的形式开展与中国本土供应商的合作，借助他们的力量带动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记者：在一些本土供应商刚起步时，华晨宝马便选择与他们开展合作，如宁德时代，沈阳名华。为什么华晨宝马会选择与他们共同成长，而非直接与成熟的供应商合作？

　　魏岚德：当年在选择动力电池供应商时，我们有韩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等一些成熟的、有潜力的合作伙伴可供选择。但是我们十分明确，我们需要在中国发展满足我们需求的优秀供应商伙伴。

　　在寻找供应商伙伴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苹果和华为的锂电池供应商ATL公司，认为他们一定会有兴趣为汽车供应动力电池。但当我们提出汽车动力电池电芯需求时，他们为这些需求的复杂程度震惊，无法很快消化我们提出的远超出电子设备锂电池生产研发技术的相关要求。对于我们双方而言，这都是一次极具挑战的合作，是我们共同学习发展的过程。正如大家在凌云工业所看到的，我们始终致力于支持合作伙伴的发展，这是华晨宝马采购战略的精髓之处，也是我们与供应商合作的精神所在。

　　今天，大家已经见证了我们与供应商伙伴携手发展的杰出成果。宁德时代已经成为了汽车动力电池领域最重要的供应商之一，已经开始为更多的汽车厂商提供高质量的动力电池电芯产品。

　　记者：随着智能化软件的发展，供应商的界线逐渐模糊化，对于部分智能化软件而言，一级、二级供应商的界线已经消失。在您看来，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下，主机厂将如何进行产业链的质量管控？

　　魏岚德：由于我们自身业务优化和规划布局的策略调整，自主生产和一、二级零部件供应商的界线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这在汽车行业，尤其是华晨宝马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状态。

　　当我们认为自主生产会比外部零部件采购对于业务发展更有利，我们会选择去调整供应商界线。长时间发展以来，我们发现内部自产的比例是在逐步下降的，但是伴随新技术的出现，也许主机厂会提高自产的比例，致使一、二、三级供应商的界线再次发生变化。

　　这样的调整变化对于华晨宝马和供应商而言，是经常发生的情况。在有效的管理体系下，这是必经的过程，主机厂会系统性地计算自制和外购的利益，是否可以利用供应商的能力和特长帮助我们自身的业务发展。实际上，企业内部生产部门和采购部门间始终在争论：采购部门认为合作伙伴可以为我们提供优质的零部件，而生产部门则认为内部生产会更加有利。所以，对于自制和外购从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和界线，即使在新能源车领域，我们同样会与供应商合作生产以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记者：在疫情期间，华晨宝马主动提出帮助供应商解决经济危机，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共同经历了疫情的挑战和困难后，华晨宝马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有怎样的变化？

　　魏岚德：首先，我们并不认为这是负担，因为我们深知此时投入会获得长久的收益。一辆车由约28,000个零部件组成，任何一个零部件缺货，我们都不能顺利地完成生产，如果因为零部件断供而导致不能按时交付车辆将对企业造成巨大损失。因此，保障供应商的稳定生产是我们极其重要，也是极具价值的工作。所以在这段艰难的时期，帮助供应商解决生产运营危机将会让我们获得更高价值的回报。

　　采购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供应商选择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比价过程，而需要考虑到供应商的可持续性以及合作感受。今年疫情期间，我们与供应商，尤其是武汉地区的供应商的良好协作巩固了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这样亲密、互助的合作伙伴关系将进一步提升供应链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我们欢迎这些与我们共克时艰的供应商参与未来的采购竞标，他们是我们真正可以信赖，依靠的合作伙伴。

　　记者：现阶段很多人在谈论产业链外移至东南亚地区的可行性，在您看来这种产业链外移的可能性有多大？疫情之后，华晨宝马是否会收缩供应半径以保证供应链稳定性？

　　魏岚德：每当我们开始规划推出新产品时，都会重新考虑安排最有利的供应链布局。首先是价格，作为主机厂我们需要确保客户能够获得最具性价比的产品。或许未来会有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至东南亚。但是中国是一个十分具有可塑性的市场，不同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有很大的差别，中国西部地区同样极具潜力。并不能一言以蔽之地说产业链一定会转移至东南亚地区。我们的大部分供应商十分认可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前景，其中许多也有西进的趋势。从总量上看，产业链进一步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的程度会超过向东南亚外移的程度。而对于华晨宝马而言，我们的本土化水平在不断提升，本土零部件供应商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如果我们深入次级供应商布局，可能会存在一些劳动密集型零部件生产供应商转移至越南或柬埔寨生产，因为我们需要从N级供应商管理层面去寻求最好的供应链布局以带给客户最具性价比的产品。中国作为全球最大汽车市场之一，同样能够从高效合理的全球布局中受益。

　　另一方面，在市场不断波动的情况下，生产灵活性对于汽车制造商十分重要，我们需要根据市场需求来调整生产策略。从物流和运营角度讲，海外零部件进口运输需要8-12周的时间，意味着主机厂往往需要提前3个月订货、发货，这大幅度降低了供应链的灵活性。所以，为了提升生产体系的灵活性以适应市场变化，同样是我们深耕本土的动因之一。而在财务管理层面，零部件的库存积压会占用企业现金流。所以在财务和运营的双重压力下，我们需要不断提升本土化程度，尽量缩短供应半径，采用距离更短的供应商布局。这是大部分主机厂所面临的问题，我们需要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以降低损失。

　　记者：2003年华晨宝马落户沈阳正值“非典”时期，此次疫情期间，华晨宝马在危机时刻依然持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为什么华晨宝马对中国市场如此抱有信心，始终坚持中国本土化战略？疫情之后，华晨宝马在战略布局上会有什么样的调整？

　　魏岚德：宝马集团与华晨宝马始终坚持长远战略布局，这不仅可追溯到2003年，更突出的例子是在70年代，全球遭受石油危机打击，德国在周日甚至不允许开车以应对危机。而此时，宝马集团最大的工厂丁格芬工厂开业，让大部分人感到震惊。但对于宝马集团，我们相信汽车市场长远的潜力，进行长期战略的部署，这是宝马集团一直以来坚持的传统。

　　宝马集团2003年正式布局中国市场以及现在进一步加强在中国投资，都证明了我们相信中国汽车市场的增长潜力。从两个角度分析：

　　第二个，“质”。目前，豪华车在中国占比仍然不高，并且具有增长潜力，所以华晨宝马可以从市场发展中获益。

　　因此，基于长期的发展战略，华晨宝马持续加大对于中国市场的投资力度。从铁西新厂与大东工厂改扩建项目可以看出华晨宝马的坚守与定力，我们希望能够将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制造技术引入中国。

　　记者：华晨宝马是如何平衡供应商社会责任、环境责任与生产质量间的比重？未来将会采取怎样的举措？

　　魏岚德：我想引用宝马集团董事长齐普策先生的一句话，“无责任，不豪华”。当一个豪华品牌不能承担起它对于社会与环境的责任，那它将不会被视为一个豪华品牌。

　　在合作过程中，我们会为供应商设立多种考核标准，包括价格，质量，生产技术，创新能力等，可持续性也是重要标准之一，并且可持续发展是合作建立的前置条件。宝马集团规定不从刚果购买金属“钴”，因为刚果会雇佣童工进行生产。我们不会参与任何会破坏环境，违反社会法规的合作。哪怕极其优惠的价格都不会让我们在可持续性的前提条件上妥协。

　　记者：不久前宝马集团发布了渗透全业务链的全新数字化转型战略，这同样对于供应链的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的挑战。您认为在转型过程中，供应链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将如何化解？在于中国本土供应商的合作中，我们是否会提出应对供应链数字化转变化的方案和尝试？

　　魏岚德：数字化是最近流行的趋势，但数字化进程在70年代就已经开始。众所周知，即使在内燃机中也存在数控单元。只是近年来随着数字化的水平越来越高，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在我看来，数字化或数字化转型只是一个工具，它本身是不能够创造价值的，而是需要通过数字化手段来提升生产效率和质量。数字化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在生产工艺和生产流程上实现数字孪生，将物理的生产流程模拟成虚拟的形式以便我们更直接地观察生产状况，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改进生产流程，提升生产质量。这对于制造业而言是一个福音。

　　同样，华晨宝马鼓励供应商利用数字化工具提升工艺，改进质量，但这仍旧取决于供应商自身的决策。无论如何，提升生产效率改善生产质量是是我们对自己与供应商共同的期待。

　　记者：华晨宝马设定了长期的脱碳目标，对于汽车行业而言，实现脱碳目标要依赖于全供应链与产业链，所以在实现脱碳目标过程中，华晨宝马会与供应商开展怎样的合作？

　　魏岚德：脱碳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并非采用了风电等新能源或其他碳氢化合物便能够实现脱碳的目标。华晨宝马采购部门正在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供应商在环境、健康与安全方面的评估考核。

　　举例说明，铝制材料的广泛应用成为了车身制造和零部件生产领域的新趋势，因为提高铝制材料的比例，会降低车身重量从而减少燃料消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生产铝材的能耗要远超过生产钢材。我们在开发一款车的时候，除了考虑成本，车重和技术性、安全性因素外，还需要考虑在零部件和整车生产中会产生的碳排放量。在计算一辆车的碳排放时，需要考虑其完整生产过程中的排放以进行对于车辆环境效益的整体评估。所以未来大家可能会发现钢制部件的比例再度提升。

　　减少碳排放量会让世界变得美好。为此我们不能单纯关注车辆运行能耗，要更深层次的考虑从设计、供应、制造、用车、回收等汽车全生命链条的碳排放量。目前，实现这一目标任重而道远，但我们仍在努力。

　　记者：在疫情的冲击之下，华晨宝马是否会考虑调整供应商布局？这样的调整对于辽宁省会有怎样的影响？

　　魏岚德：华晨宝马仍在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并且为辽宁省和沈阳市创造巨大价值。我可以看到，因为华晨宝马这样快速增长的客户存在，越来越多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加强了对于辽宁和沈阳的投资。同时我们也在密切关注辽宁和沈阳的抗“疫”情况，目前来看疫情防控是非常成功的，而让我感到自豪的是整个疫情过程中华宝马无一例感染病例。不仅如此，我们与辽宁省和沈阳市两级政府都保持着密切合作关系，并且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在我们急需供应商复工复产时，政府给予我们强有力的后盾支持。所以华晨宝马有充分的理由持续发展在中国市场的业务，并在实现自身发展过程中带动全供应链、全价值链在辽宁和沈阳的发展提升。

　　记者：这次疫情危机，让华晨宝马和您本人在工作态度和工作习惯上获得了怎样的提升与经验？

　　魏岚德：首先，这次疫情让我们意识到员工的健康对于企业生产运营有着重大意义。并且华晨宝马的员工同事们以高度的纪律性保证了我们能够尽快的复工复产。其次，这次疫情也是考验我们团队的一个“真相时刻”，能够检验我们是否是一个强大的团队，一支团结的队伍。我们感到十分自豪，华晨宝马全体员工能够共克时艰，面对挑战，打赢这场战“疫”。

　　对我自己而言，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的德国人，我充分了解到中国人的纪律性，这是中国能够比其他国家更快速克服危机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记者：创新纯电动BMW iX3已经在9月份完成中国首秀，现在很多电池零部件供应商都来自于海外，目前是否有提升BMW iX3的本土化率的规划布局？

　　魏岚德：我们在评估一个项目，包括整车和零部件是否需要国产化时，需要从质量上去进行考量，是否存在质量隐患等。随着更多新能源车型的推出，我们的本土化比例会有所变化和调整。

　　记者：华晨宝马是否会涉足新能源车增程器领域，您如何看待这项技术在中国的发展？

　　魏岚德：宝马内部在BMW iX3项目早期论证过增程器的概念，但是实际上增程器的本质还是内燃机，它可能导致我们无法实现降低油耗的目标。同时现在增程器的选择范围有限，需要加大技术层面的投入，而效果并不理想。所以目前我们对于增程器没有投入计划。

　　魏岚德：一直以来，我们始终致力于提升供应链透明度。在多方面经验和教训的积累下，我们认识到一个问题的解决速度取决于供应链的透明程度。

　　华晨宝马的目标是向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而在零部件生产方面，只有当我们发现了质量问题，才能进一步分析寻找解决方案。所以我们无法接受供应商隐瞒生产问题，特别是质量问题，这违背了我们“质量为先”的原则。在财务方面，我们需要了解零部件的成本，以便于专业的成本分析团队与供应商共同挖掘降低成本的潜力，实现成本优化，让华晨宝马与供应商互利双赢。

　　所以，在提供有竞争力的、优质的零部件以及整车产品过程中，提升供应链透明度是一条必经之路。

　　记者：软件供应商已经逐步进入华晨宝马的供应商体系，作为未来汽车发展的核心组成部分，华晨宝马在选择软件供应商时的标准和要求是什么？

　　魏岚德：一辆车内有上百个控件，而每个控件都是设置在硬件中的软件，掌握着车辆的运行情况。所以，软件方面的工作对于华晨宝马而言并不是一项新兴事物。

　　对于软件的要求，我们同样坚持质量为先，我们需要供应商提供没有bug，漏洞的“零缺陷”软件。手机软件与车载软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质量。手机这样的电子产品可以选择通过升级来弥补漏洞，但汽车需要保障安全，所以对于汽车软件的要求要更加严格。

　　虽然电子产品领域对于软件安全性没有做过高要求，但是作为汽车厂商我们需要首先让自己信服，相信软件的问题不会带来安全隐患。华晨宝马的每一件产品都会经过重重质量验证后才会投放市场，或许这与一些新势力的做法和对于质量的态度有所不同，但我们相信产品的高质量发展同样应是中国高质量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记者：与宝马集团其他生产基地的供应链体系相比，华晨宝马供应链体系有哪些独特之处？

　　魏岚德：无论是采购，质量还是生产等方面，华晨宝马完全遵循宝马集团的全球战略和标准，但华晨宝马拥有其他生产基地所不具备的机会。比如说5G技术，通过将华晨宝马作为试点工厂，积累经验后可以在全宝马集团的制造体系中进行推广应用。同时，在宝马集团内部各工厂存在比较，所以我们竭尽全力成为宝马全球范围内最优秀的生产基地，为客户打造最优质的产品。

　　记者：疫情严重影响了华晨宝马的供应链体系，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这些应急措施是否会成为日后的管理常态？

　　魏岚德：通过疫情，我们吸取了风险管理方面的经验，有所收获。之后再面临类似的危机与风险时，我们会提高警惕，并将问题想象得更为严重来采取细致完善的应急预案。在这几个月的经历后，我们的风险管理措施会和以前完全不用。

　　我们并不会长期保持危机状态，而会从危机中创造新常态。从不同视角观察问题，对世界各地的形势发展始终保持警惕。目前欧美地区的疫情发展十分严重，可能会对我们的生产供应造成影响，对此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提前进行危机预案部署。

　　记者：活动中走访的工厂自动化程度很高，甚至应用了AI技术。自动化技术的提升对于华晨宝马的工厂会有哪些改变？您是如何看待无人工厂的可行性的？

　　魏岚德：在汽车行业中，有些领域的自动化水平在提升，同样有一些地方在下降。现阶段，自动化水平会进一步提升，尤其是人工智能科技的应用会帮助我们进一步提升自动化水平。

　　未来，在特定产品的生产线、装配线上，人工的参与可能会减少；但是在开发、物流等领域，人工的参与还会进一步提升。所以我们并不会减少员工，但是会对人员配置重新规划安排。但有一点是很清晰明确的，就是未来我们需要更多高素质的员工。